本文为“全国尘肺病农民工新闻好作品大赛”初审入围作品。本文转载于《工人日报》，刊发日期：-12-21，原文标题《生命，在呼与吸中痛苦挣扎》，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10月10日，16岁的陈德弟仅仅在北京打了20天的工，就接到母亲电话回到了过去从未离开过的家乡－－陕西省旬阳县红军乡丰积村，但他丝毫没有回乡的亲切，满脑子都是关于家的迷茫，他一万个想不明白：与世无争的家乡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不幸？那么多的不幸中为什么偏偏有自己的父亲？
与死神抢夺生命是陈胜进让媳妇雷中梅把儿子陈德弟从北京叫回来的，虽然没有明说，意思很显然，自己快不行了，无论如何要见孩子一面。
其实，陈胜进和媳妇都非常清楚，尚未成年的儿子本该在初二上学。秋季开学时，儿子刚入校几天就辍学了，一是实在缴不起多元的书杂费，二是过早懂事的他想用稚嫩的肩膀挑起家庭的重担。但两口子实在是想不出别的办法了。
本来，今年38岁的陈胜进应该凭着他的能干和勤劳，在当地过上比较好的日子。而实际上在发病之前，他已经靠打工挣的钱，在一个小山包下盖起了一院新房－－这是当地农民最大的心愿。家里上有母亲，下有一个可爱的儿子，媳妇也比较贤惠，算得上是当地比较和美的人家，如果再苦两年，生活完全可以再上一个台阶。
但一切都被那该死的尘肺病改变了。
就像农村绝大多数的农民一样，身强力壮的陈胜进早在几年前就开始走出红军乡的大山，走出旬阳县甚至陕西，到处打工。年，他听说河南灵宝金矿上钱比较好挣，就跟着别人去了，找了个工钱最高的活儿－－打钻。先是打了一年的干钻（属于严格禁止的不带水的岩石钻孔作业），后来又干了两年的水钻（在干钻上增加喷水以降低粉尘）。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就是这些打钻弥漫出的岩石粉尘，随着他的呼吸钻进他的肺并沉积其中导致肺发生病变，后来会夺去他的健康，夺走他们的幸福，现在还要夺去他的生命。
大约年前后，陈胜进就感到身体经常不适，开始觉得有点胸闷、咳嗽，但当初他也没太在意。只是有次咳嗽比较厉害时，他才去把它当成感冒，一边在矿上干活，一边打针、吃药折腾了两个月。而“感冒”似乎并没有好的意思，这也是他从来没遇到的－－感冒拖这么长时间，加上越来越多地听到农民工得尘肺病的事情，医院拍了一张片子，结果医生告诉他就是尘肺病！
听说尘肺病最终是要命的，陈胜进怎么都觉得要命的病不应该落在自己身上，又忐忑不安地去了湖北十堰市复查，医院诊断为肺结核。但不管是什么病，这时已不能马虎了。此后陈胜进才离开了灵宝金矿，全力以赴地寻医治病。
回到家里后，陈胜进医院看了一年多的“肺结核”，但病越看越重，此时村里已有和他同样打工经历、类似症状的人死于尘肺病，陈胜进真的害怕了。医院确诊时，疾病已发展到了晚期。
此时，陈胜进因为看病不仅花光了在灵宝打工挣的钱，而且借了很多债，雷中梅里外奔劳，无力耕种的地只好撂荒。丰积村支书李先成说：“这个家庭已变成全村最困难的。”
但为了夺回生命他开始了和死神赛跑的最后冲刺。
年6月，病情日见加重的陈胜进与同村的晏先早、以及邻近的红军村的病友共6人结伙，自家里到县城、西安、北京、秦皇岛，辗转来到北戴河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尘肺病康复中心，希望用目前最先进的“洗肺”技术挽留生命。但检查后，6人中有2人因肺积水等不能洗，非常不幸的是陈胜进属于不能洗的之一。
其时连走路都十分困难的陈胜进挣扎着，立刻动身返回了西安，医院抽肺中的积水，希望抽水后再到北戴河“洗肺”。但抽水手术刚做完几天，医院就催他媳妇雷中梅出院。“医生说肺都变成石头了，片子全是白的，赶紧回家吧，死了就难走了。”雷中梅说。
8月1日，记者来到陈胜进家采访时，那一幕一直深深地刻在脑海里。在还没来得及用泥把墙抹光的几乎没有任何家具的屋子里，陈胜进骨瘦如柴，身体完全折叠蹲在地上，两个长长的腿骨后，根根胸腔骨剧烈地起伏，一边“呼哧呼哧”地拼命呼吸，一边不时地深度咳嗽，瘦得只剩下骨头的脑袋就像架在腿骨上，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活像新闻照片上的非洲饥民。而这就是他整天的姿势，不能躺，不能站，吃饭如此，睡觉也如此。
“他一米七六，现在只剩70多斤，在西安做手术，一下刀就割到骨头上了。”雷中梅说：“一天只能吃半碗饭，到厕所（门外坎下四五米远）都要歇一间。”
看他话都说不动，更不忍把他带回痛苦的过去，记者有意避免与陈胜进交谈，转而采访雷中梅，谁想她自言自语“昨天块卖了一头猪，给他买棺木，没办法。”陈胜进却没有任何反应，似乎已绝望到底，在等候死神的逼近，只有那不时往门外张望的眼睛流露出对生命的无限渴望和留恋。
10月，天气转凉，尘肺病人最难熬的季节开始了。“只能吃一点点饭，已经下不了床了。”雷中梅绝望地告诉记者。（注：10月17日，就在记者写此稿刚过半时，雷中梅来电话悲痛地说，陈胜进早上七点病逝。）
贫困的世外桃源大概是因为红军长征曾在此活动的缘故，陈胜进的家乡叫红军乡，与湖北省陨西县湖北口乡接壤。这是典型的秦巴山地，海拔－2米，山高水低，山是秦岭南麓一个叫南羊山的小山系，水是汉江的支流。这里交通很不方便，当地人从省城西安回家，一般是先坐大半天的火车穿越秦岭主脉，到旬阳县城，再从县城坐汽车在半山腰扣出来的公路和乡村土路上摇晃三四个小时才能到。
地方很偏僻，在城里人眼里这里简直是世外桃源。白鹅在清澈的小河捉鱼，黄牛从静谧的田野悠闲走过；傍晚，青山下的黑瓦屋升起袅袅炊烟，湛蓝的天空挂起一轮明月……
但这世外桃源的景色和气候却掩盖不住经济上的贫困。红军乡平方公里，辖9个行政村63个村民小组，共户多人，人均耕地只有0.8亩。地少，又没有其他可经营的东西，贫困是自然而然的。我们无法知道在农民大量外出打工前的贫困状况，但从乡政府上报的数字中能推算出上限。
年，全乡人均收入元，其中60-70%是劳务输出收入；就是说，如果没有打工的收入，去年人均收入超不过-元。这点收入要应付种地、生活等等一切，拮据可想而知。而当地人说，除了外出打工，基本没什么收入，就是有一点，还不够化肥、种子、上学的花费。
山谷河沟两岸大量的干打垒房子、以及家里简陋的陈设也印证了这一点。更极端的例子是，红军乡红军村有两个人已经查出了尘肺病，可是回家只养了几个月的病，因实在没法生活，又冒着病情加重的危险返回了灵宝金矿。
这种状况实际上已经决定了，绝大部分青壮劳力只能是留媳妇在家，自己外出打工。而旬阳县、乃至安康市以及整个陕南地区，都属于山大沟深的农业区，基本没什么像样的工业，外出打工还得往远处走。
红军乡负责人说，全乡外出打工的人超过人，平均每户1人，而打工地方主要是山西煤矿、河南灵宝金矿。
噩梦开始的地方与陈胜进同村的晏先早是比较早来到河南灵宝一带的金矿的。这里漫山遍野都是金矿洞，连片成带说不清有几百公里，每个矿洞就是一个老板。每个老板下面就是一大帮农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河南灵宝有多少个金矿，更没人能搞明白这么多年来究竟有多少农民工在这里进进出出。但是，每个在这里打工的人都会说，这里有钱的老板多，却远远没有得尘肺病和因尘肺病死亡的农民工多。
晏先早先后在西尤金矿、峪尤金矿打工，先打钻，后承包碾子（用碾子把矿石磨成粉）。
记不得有多少年了，晏先早到了金矿就找了个工钱最高的活－－打钻，因为活比较重、苦，现在这个活每月能挣元－1元。“就是用矿压机在石头上打1.5米到2.4米深的眼，然后放炸药炸。”晏先早说。
“原先都不知道会得病，没戴口罩；打一个眼大钻5分钟，小钻10分钟，原来不带水干打时，每次打完，对面看不见人，有时吃烟都打不着火，头发、眉毛、浑身上下都是雪白雪白的，鼻子、耳朵堵实，用手一扣，一疙瘩一疙瘩的；打钻是强体力活，鼻子堵实了，只好张大嘴呼吸，不知道吸进了多少石头灰。”
“直到前年有那么多的人得了尘肺病，打钻才开始戴口罩；后来没人敢打干钻了，金矿老板才改成压水打，但灰还是大，听说现在打钻的工钱又涨了；我一看不行，去年改包碾子，工钱少多了，少就少吧，身体要紧。”
“我是前年感到胸闷的，腿软，上不了坡，开始想到是劳伤，后来发现越来越重，医院检查，是二期尘肺病，怕得要死，就开始治疗，‘黄金肺宝’吃了一年，花了一万多，开始还能止咳，后来一吃就吐。”
“今年正月、二月，胸疼的很，睡觉时得慢慢躺，快了不行；我一个亲戚，44岁，正月死了，死前不能躺、不能走，只能坐在床上靠着……他死了，两个老人在，小孩在读书，今后不知道咋过。”
“我们那一块（在金矿打工的）有十几个死了，湖北死的最多（指在金矿打工的与红军乡紧邻的湖北陨西湖北口乡的农民），现在还有很多汉中人（陕西汉中市）在灵宝金矿干活，两层口罩是唯一的防护（专家说口罩对预防尘肺病基本无效）。”
今年6月，晏先早与陈胜进等6人到北戴河准备“洗肺”，不幸中的万幸，他是具备“洗肺”条件4人中的一个。6月17日，成功“洗肺”，第二天，躺在病床上的晏先早明显感到胸不闷了，更让他感到高兴的是捡回了一条命。“以后回家种地，再也不干金矿了。”晏先早坚定地说。
山边那座座新坟10月17日，陈胜进死了，红军乡的山脚又要增添一座坟茔了。这是红军乡丰积村今年新增的第三座坟，也是该村第六座尘肺病死者的坟墓。（12月3日，与陈胜进仅几百米之隔、39岁的金明学又死于尘肺病，到目前为止，丰积村已有7名青壮男劳被尘肺病夺去生命。）
其余5名死者依次是：李亦贵，男，45岁，年死；袁达仁，男，47岁，年死；曹刚建，男，48岁，年死；徐理清，男，30多岁，年死；陈良宝，男，30多岁，年死。
或许是死于尘肺病的人太多，或许是没有人来认真统计，没人能说清楚在整个红军乡、“我们那”（陕西旬阳县红军乡与紧邻的湖北陨西县湖北口乡一带），陈胜进是确切的第几个。记者曾经采访过的红军乡红军村尘肺病患者何全贵，因为亲戚关系搭过丧礼，他记得清楚的是，除了陈胜进，8月以后死的还有红军乡周家河村的陈首忠、湖北陨西县湖北口乡秋树村的徐理成（10月13日死）。“湖北口死的人最多，得病的更多。”他说。
记者见到了湖北口乡庙川村的焦衍明。因为在河南灵宝金矿打钻，后来查出是二期尘肺病。提起他们那的患病和死亡，他就惊恐地瞪大了眼睛。“太多了，我们一个乡死的人绝对在人以上，杏庆村（音）一个村今年死了8个，一共是20个，最大的28岁，小的才20岁。”
溯红军河而上，山边一座座的新坟还没有长出多少草，新培的裸壤在植被极好的山坡上格外的刺目，新石碴的坟头上还清楚的有着烧纸祭奠的痕迹。这些都和风景如画的田园风光极不协调。
死，也许对“生不如死”的晚期尘肺病患者是个解脱，然而死者长已矣，却把难题留给了相关的生者。
作为外出打工的青壮劳力，几乎每一个尘肺病死者身后都有3－5个人必须他活着，他一个人死了，除了给家人以失亲之痛的情感打击，更现实的问题是，这个家的重担实际上硬压在了尚在青壮年的妻子一人肩上，何况这个重担因治病欠债远较正常人家重，她能担多久？她能否担得起？如果她撂挑子，老人谁来赡养？孩子谁来抚养、教育？
“我不能走啊，我放心不下两个孩子啊，你一定要把她们照顾好！”这是今年3月红军村的李亦贵临终对妻子曹刚英撕心裂肺的交待，却实在让38岁的曹刚英不知怎么办。她告诉记者，丈夫的病不仅花光了打工的积蓄，而且拉下了4万多元的债和1万元贷款。现在，14岁的大女儿小学都没毕业就去西安一个砖厂打工，一月挣多块的血汗钱，如果今年收成好，就让小女儿继续上学，没钱只能辍学。
对那些尘肺病患者及其家人来说，每座新坟的堆起就好像是死神逼近的脚印，重重地踏在他们心里。没有人能知道下一个会是谁？下一个不幸是什么时候？会降临哪个家庭？恐惧就这样一直笼罩着每个尘肺病患者和他的家人。
“我现在尽量保持乐观－－不去想它，但心里特别着急……也没有办法……我已丧失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活着也是一种痛苦……”何全贵说。何全贵是三期尘肺病，记者采访他之后，曾帮他联系到北戴河尘肺病康复中心“洗肺”，但因为查出有肺大泡不能洗。此后，他经常和记者保持联系，每次通话，记者都明显感觉到他在尽量抑制自己不至于哭－－一种看不到希望又无法言说的情绪，而除了宽慰，记者实在不知说什么好。
当地有多少尘肺病患者呢？没人能说清楚。乡上的干部称“不知道”，村民们说“多得狠”－－多到什么数也说不清。的确，要弄清这个数字不是很容易。原因是，部分发病后回到家的相对较容易掌握，尽管这里面不全是尘肺病；大部分的农民仍然在外地打工，这里面有的已经确诊却还在打工地常年租房居住（比如晏先早全家），老家根本不知道他们的信息，有的还在比较轻的阶段没进行检查，有的还在外地求医，等等。
显然，如果没有政府强制性的在全国范围内拉网普查，或者是所有疑似病例的主动登记，不要说全国的数字，就是一个乡、一个县的底数也难搞清，更不要说，现在对比较容易掌握情况的乡一级政府还没有明确的责任要求。
仅仅以红军乡的红军、丰积两村回到家的农民工为限（大部分还在外），记者请了几个尘肺病患者凭记忆挨家挨户地数，数出确诊为尘肺病的人就有32个，情况严峻可见一斑。
但在91公里外的旬阳县城，负有职业病检查和监督责任的卫生局卫生监督所、人事劳动局劳动执法监察大队，负责人都明白无误地告诉记者：“没有发现尘肺病病例。”实际上，这就意味着，在国家卫生部公布的尘肺病病例数中没有这32个人。
国家不知道这两个偏远的村有这么多尘肺病患者，但尘肺病魔并不会因此减缓它吞噬农民工生命和健康的脚步。在红军村和丰积村，下一座新坟会从哪里堆起呢？
大爱清尘基金，源自年6月15日由著名记者王克勤联合中华社会救助基金会共同发起的“大爱清尘?寻救中国尘肺病农民兄弟大行动”，是专项救助中国万尘肺病农民，并致力于推动预防和最终消灭尘肺病的公益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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